精神分裂四十年 : 为什么他无法回归正常生活? | 心理健康素养04

贾玥蕾、梁爽 905天前

“任何一种病因不明、一直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首先内心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全部都与疾病画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

——Susan Sontag《疾病的隐喻》



01.

我看到的老李

(以下情节根据真实人物故事改编,文中的“我”代表研究人员,所有人名均为化名。)

“我”在某医院曾担任过精神科的实习生,在那里我认识了一名“特别”的患者,患精神分裂症四十余年的老李。

第一次看见老李时,他穿着一身空荡荡的医院病服坐在病床上,身形佝偻,皮肤苍白,他身上好像弥漫着被尘土封闭和掩埋着的气息。听他的主治医师王医生说,他很少说话,一般只会回答“恩,好”之类的话,在第一次与他实际接触前,我都在想他能否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在这四十年的治疗中,老李经历过几乎所有的疗法,像什么胰岛素昏迷疗法、电抽搐疗法、脑立体定向手术等,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中国40年来精神分裂症治疗方法的变迁。

(图中人物与故事人物无关)

老李和他的病情算是这个科室众所周知的一个“秘密”。据王医生描述,老李卫生状况极度不好,裤子常年都是湿的,所以他身上也散发着难闻的味道,走路歪歪扭扭,说话也说不好,而且他一发病还会打人。他的话让我的心渐渐沉了下去,因为这就是我想象中的那种“精神病人”。

但我某天偶然与另一位赵医生谈起老李时,他叹了口气说“其实老李不是那么没有救”。

赵医生跟我描述了我之前从没想过的老李的另一面:老李是一位每次查房都会和他打招呼的患者,虽然话很少,但是老李很喜欢独自唱歌,他还曾经听过老李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听完这些,我突然不那么害怕他了,他不过是个得了病的“人”

国庆节之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带着激动、紧张和担忧的情绪,终于踏进了老李的病房,很神奇的是我们的对话非常顺利: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关于老李的闲杂的生活和他的童年生活,原来他喜欢踢足球,还会拉二胡,会打鸟。这令王医生都感到十分惊奇。

随着我和老李的熟悉,我越发觉得他不像是“精神病患者”,老李会跟我聊新闻时事,聊最近的生活饮食,聊过去时光,我也越发不把他当成是普通的病人,我们好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个可以每天说话的“朋友”。

后来的某天,我见到了老李八十多岁的母亲。老李的母亲与我想象中的也很不一样,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个白发苍苍,脸上写满了奔波劳碌苦的形象,其实她是一个举止大方、谈吐有度、衣衫整洁的和蔼老人。

听护士长说老李的母亲一年进医院两次交治疗费,这是她今年第二次来交住院费。

原来我以为半年一次的会面会持续久一点,但没想到老李的母亲进到病房之后显得有些焦虑不适,双手一直揉搓着衣角,她跟老李讲了一会话后找了个买水的借口就走了。老李对于母亲这样的态度却似乎很熟悉了,并没有很大的情绪波动。

除夕的晚上,我来和老李道别,也看见了老李邻床的病友。病友正在喝粥,老李也蹒跚的走过去,病友很自然的给老李将一把勺子推向了老李的一侧,老李顺手就接过了这把勺子。看到这一幕,我心里百味杂陈。

最后他还给我唱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和他说,我有空会来看你的,他说“你忙你的,我的事情你也管不了,你忙你的就是”。他说完这句,便招呼我走了。

第二年,我听说医院的精神科被撤科了,不知道老李会被怎样安排,如果他回到家里,年过八旬的母亲该如何照料他呢?如果他去了新的医院,又将如何度过他的余生呢?每当我路过那家医院,总会想到这个问题。

院,总会想到这个问题。


02.

标签背后的人生——老李的故事之后

40年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老李的生活却一直停滞不前。几十年的医院生活让他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人。而自2013年5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的颁布确实提高了大众对于精神卫生方面知识的普及和了解,但仍有许多人对于各类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的了解处于比较蒙昧的阶段,比如分不清“精神分裂症”和“精神病”,并给精神疾病患者都贴上了“疯子”的标签。

老李就是一个四十年以来都被称为“疯子”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从他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老李其实是一个和我们同样的人,有自己的生活、思想和经历。而老李在精神病院住了三十年,却还有许许多多的小李、老王、小张等等,他们需要从病院里出来,回归他们的社会角色和正常生活,但这些标签始终在制约着他们,影响着他们的家人和生活。

当前,我们也可以看到媒体对于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的“标签化”的影响。一些影视剧作品将患者塑造成高智商的犯罪者或者暴力狂,更隐晦一点的会表现患者可怖的脑内世界,比如《发条橙》、《沉默的羔羊》《心理罪之城市之光》、《致命ID》和《禁闭岛》等等。总体而言,影视剧所刻画和传播给公众的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患者的形象是负面的。


影视作品海报

老李的故事其实只是许许多多精神疾病患者的故事的一个缩影,他们也有喜怒哀乐,他们也体会着生活的悲欢离合。在精神疾病患者康复的过程中,不仅需要他自身的努力,专业医疗机构的支持、其家庭的支持,他们还需要整个社会对他们能够更加包容和鼓励,这样才能合力去面对这个困境。


03.

现状解构:精神疾病患者康复中的困境

老李的故事讲完了,但回到整个精神疾病患者群体中来看,除去精神疾病本身带来的痛苦,精神疾病患者康复中还面临种种困境,这些困境降低了他们回归正常生活的可能:

脱离社会已久,生活自理成问题

对于长期住院的患者而言,医院就是他的家,脱离了医院的环境,会产生适应上的困难,容易出现“出院焦虑症”;另外,社会发展迅速,经过几十年的变迁,患者当年掌握的技能、手艺也早就不再是这个社会需要的,他们需要冲去适应新的环境,学习新的知识,这对精神疾病患者的预后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对病人的社会化程度也是一个挑战;最后是治疗方法,治疗可能会带来某些后遗症,而这些可能会给患者之后的生活带来不便,也给照顾者带来负担。

家庭压力的影响

就像在老李的故事中,他的母亲曾因不忍心他一人在医院居住将其从医院接回,但当时生活压力大,并且也没有时间精心照料使得病情反反复复。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复不仅需要家庭物质的相对充裕,也更需要家庭成员的精心照料。同时,社会对于精神疾病患者的负向刻板印象也会让家庭成员承受一定的压力。这些都是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庭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缺乏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

除了医疗资源和家庭资源,在一个有助于精神疾病患者康复的系统中,还应该包括社会工作者资源,社会资源和政府资源等,但目前这个体系的建设并不完善。


对于精神疾病患者的污名化

媒体的报导与传播在某种意义上给这个群体添上了一层厚厚的标签和阴影“疯子”、“怪物”、“有病”、“无法相处”以及大众对他们群体的恐惧和担忧,这些都让他们很难再融入整个社会。


倘若未来某天科学进步,让治疗精神分裂症像治疗感冒一样,那么自然是好。但在科学漫长的前行之时,如果我们能够更勇敢一些,面对这种失控感,尝试去理解他们,在社会中多给他们一些空间,不仅允许他们活着,更允许他们生活着,那即便前路漫漫,也必定众人合力,火焰熊熊。

我在想,当这一天来临时,老李可以在更好的地方自由地唱一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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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根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民心理卫生素养及其提升机制与对策”课题研究成果整理。江光荣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近年来在公众心理健康素养升领域成果颇丰,在2019年世界精神卫生日之际,东方明见联合研究小组开展研究成果转化工作,整理一系列心理健康科普文章,聚焦提升心理健康素养,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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